老伴儿和严传梅生活了近70年，却不知道他是一位九死一生的“人民功臣”。
孩子们只知道父亲从不许人翻那个黑色皮箱，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。
直到2020年，严传梅才第一次将皮箱“交代”给家人。
那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，随着一张张已经泛黄的奖状，一枚枚锈迹斑斑的军功章铺陈开来……
光荣在党80余载，严传梅最自豪的是自己对得起党和人民。
14岁抗日 15岁入党 16岁参军
96岁的严传梅和他89岁的老伴儿如今住在武汉大学工学部一栋老旧住宅内。已至鲐背之年，严传梅依然精神矍铄、满面红光，虽患有眼疾，却乐观豁达、思维敏捷、谈吐清晰。
每天，他都要和老伴儿在校园中散步。他说：“看到朝气蓬勃的大学生，看到这么好的社会和环境，我感到无比幸福！”
严传梅出生于湖北钟祥，是家中独子。1939年，钟祥被日军占领。当地的中共地下党为了宣传抗日，采用“拉洋片”的方式，让民众看到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的场景。
日军的种种暴行在严传梅心里留下了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印记，即便80多年后再次回忆起来，这位乐观的老人依然会瞬间泪流满面。
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有本事就去杀敌！”身旁一个声音唤醒了严传梅。说这话的人正是一位地下党员，也是严传梅之后的入党介绍人严传堂。在地下党员的介绍下，14岁的严传梅加入了抗日十人团。这是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，没枪可配，每个人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作为武器，上阵杀敌。
1941年11月，严传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次年8月，他加入新四军，扛着步枪上了战场。
参军后，严传梅同日军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战斗。一次，他和战友碰到一名日军中尉：“本来我们准备抓活口，但对方抽刀抵抗，还把我们副排长手指削掉了，我怒火中烧，用枪里最后一颗子弹将他击毙！”
严传梅从没给儿女讲过自己的战功，却反反复复讲抗战的故事。小儿子严冰说：“父亲那些上阵杀敌的故事总让我们热血沸腾。”
两度获“人民功臣”嘉奖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严传梅加入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，投身解放战争之中。1948年，淮海战役打响，身为连长的严传梅和他的连队成为先头部队。
惨烈的双堆集战役中，严传梅带着连队前行，为了躲避敌军猛烈的空投炮火，只能在夜间挖地道，占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
一次，他和战友不慎暴露，敌军飞机瞬间开始向他们猛烈扫射，子弹击穿了战友的胸膛……
“我的通讯员、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，自己却中弹牺牲。他们推开我，用胸脯挡住我时喊的‘危险’，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……”
“双堆集战役打了20多天，从140多个兄弟，到最后只剩下10多人。开始，牺牲的战友用棺木埋葬，棺木用完了，就用木板，木板也没了，只能马革裹尸……”
想起那段硝烟岁月，严传梅再次潸然落泪。
很快，他用手抹去泪水，坚定地说：“这就是革命，革命就有牺牲。”
一张泛黄的奖状上这样写道：“严传梅同志参加淮海战役，全歼黄维兵团，英勇顽强、积极工作、功绩卓著，除予以记特功外，并发给人民功臣奖章一座以资嘉奖。”
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1949年4月，渡江战役打响，作为侦察连连长，严传梅率领连队，同样冲锋在最前线。
“我们从黄冈渡江，大船一个排，小船一个班，只要炮弹落到离船三四十米的地方，就会掀翻整条船。江上大风大浪，战友们身上都捆着枪弹，不能脱衣服，也很难游泳……”
熟悉水性的严传梅指挥连队战友，用双手划水，只用了1个多小时，就成功到达对岸。
这次渡江，虽然严传梅所在的连队没有伤亡，但他此前获得的很多奖章、奖状，都因渡江时战马跌入江中丢失。
珍贵的军功章没了，严传梅并不懊恼：“大家都随时准备牺牲，哪还在乎奖章啊！”
渡江战役之后，严传梅又多了一张“人民功臣”奖状。
“我不能一直躺在战功上生活”
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中，严传梅搬运重炮，身受重伤，腰椎断裂，被抬下战场。从那以后，严传梅再也不能负重超过15公斤。
彼时，严传梅已是营级干部，上级有意提拔他为团级干部。严传梅婉拒了组织的安排，选择转业，“我带着腰伤，无法下战壕冲锋陷阵，我不能一直躺在战功上生活。”
1959年，严传梅转业时填报了3个志愿：第一是去新疆，因为“那里条件艰苦”；第二是去河南平顶山，因为“那里有煤矿”；第三是服从分配。组织考虑到他的伤，且妻子已在武汉工作，就将他分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（后与武汉大学合并）。
从战场到学校后，严传梅一直从事党务工作，直至1983年离休。离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长达13年。
自从来到了武汉大学，严传梅就将自己的奖状和军功章悄悄收起来，对妻子儿女也绝口不提。自己偶尔会翻出来细细擦拭，但从不与人言。
问及缘由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这些胜利都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而且，现在国家发展依靠科学技术，我们学校的这些专家教授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，我不想拿出来炫耀。”
一生积蓄全交给党
身体还硬朗的时候，严传梅最大的爱好就是跟老伴儿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旅游，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。每每触景生情，想到牺牲的战友，严传梅都会难过流泪，但看到当地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，他又会展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2020年疫情期间，严传梅身上的基础病一度恶化，开始持续低烧。
“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……”严传梅叫来子女，说在老房子里有一个带锁的皮箱，里面装着他以往参军时的一些军功章。
“这是我一生的纪念。”他郑重地交代。
严冰拿出皮箱打开，看到里面装着父亲一生的光辉战绩和荣誉，他惊呆了：“虽然我们知道父亲曾上阵杀敌，但从不知道他得过这么多军功。”
严传梅还从积蓄中拿出3万元钱助力武汉抗疫，并嘱托子女，在他去世后，除了留给老伴儿的生活费外，其余积蓄全部交给党组织。
严传梅说：“那么多人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，国家拿出这么多钱为人民群众治病，我什么都干不了，我着急啊！我想出份力。”
“父亲十分节俭，一双皮鞋一穿十几年，至今穿着儿子穿旧的外套。”严冰说，姊妹4人也深深被父亲感动，尊重父亲的选择。
之后，在学院积极联系和医院的救治下，严传梅再一次“死里逃生”。
2021年11月，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举行主题党日活动，为严传梅庆祝入党80年的政治生日。虽然他眼睛看不清，但他依然高举右手，带领党员师生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入党誓词。
那天，他动情地说，“不知不觉80年了，我太幸福了。我认为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，今后我将继续践行使命，直至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”
（原文刊载于《党员生活》杂志）
